大朗：背后的故事之冯仑野蛮中国行东莞站

冯仑：如果是公司的员工就可以，你吃不吃饭可以，但是一直说土，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他讲，我们现在处于合伙人，跟我是同吃同住关系，海南败退的时候，败退到宁夏一个县里面，当时还剩下20多万，我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是要么我们每个人分几万元散了，要么继续干，但是怎么干我也不想干了。第一，干起来之后兄弟一定会翻脸，最后还要结怨；第二，如果干杂了大家还要埋怨我，所以不能干。最后那几个人一定要我干，我就提出几条，第一，我干可以，但是你们必须听我的，直到我们发起才可以商量怎么干，第二，今后赚钱发展我们会分股份，但是不发展不能埋怨我，这几个人答应了但也有条件，第一就是大哥以后我们不会跟你翻脸，第二个在没有股份之前，我们应该跟大哥一样，大哥吃什么我们吃什么。今天我们还处于这个阶段，所以车都是一样的，每天我吃饭，我点什么菜大家边上那桌跟我一样，这个就是当时民营企业的形式。

冯仑：1993年之后有了《公司法》很多民营企业就有机会来选择建立一个现代公司制度，这个时候怎么样把江湖大哥变成董事长，把兄弟关系变成股东的关系，合伙人的关系，然后建立自己的公司战略，由公司制定一个专业化，多元化，然后职业经理人，类似这样一整套安排。我们当年就自己提出来叫资本社会化、公司专业化，经理职业化，发展本土化，这样的四化方针，然后把一个江湖组织变成一个公司组织，然后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业务。到了2000年进入所谓创富时期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，亚信当年上市，亚信在纳斯达克上市是2001年，这个创业故事开始了中国人在资本市场变现，使自己的身价、和股票、市值等更大的财富连接起来，所以从2000年之后，我们开始知道很多中国人各种各样的财富榜，富豪榜，越来越明显，到去年最多一个人资本市场套现将近100亿，今年第一季度一个私人企业在海外上市公司套现16亿，这个都是创富时代个人财富急剧的增加。

冯仑：回过头来看，目前东莞是制造业、加工业比较多，除了少量的台商有一些在台湾和其他地方上市的公司以外，多数在第二种阶段，就是是一个公司，但是有浓厚的地缘特色，也有家族特色，也有一些原来传统文化，但是是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主的，是挣第一个三分之一的钱，在全世界我算过李嘉诚挣的钱，李嘉诚一生挣钱，分成三个三分之一。第一个三分之一是做基本的产业，做房地产等等，踏踏实实挣现金，大概10—20亿。第二个是全中国人给他发的奖金，在1994年港币兑人民币升值，李嘉诚的财富坐地增加了一倍，这个没有额外的付出，经济学上讲边际的投入没有，这个部分是全国人民给他的奖金，就是财富的增值，包括人民币增值带来的财富效应，这个是自己创业10—15年之后，如果你还在，拥有的财富本身会有巨大的升值。

冯仑：东莞多数的创业者挣的第一个三分之一加第二个三分之一，第三个三分之一都没有赚到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目前我理解民营企业在东莞目前的现状。

一心：看来我们东莞的企业家还是很认同，我们现在已经挣到了三分之二，有没有在座的企业家想跟冯仑先生进行具体的交流。

一心：企业的成长也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长，和历史是紧密相连的，我们每个企业的成长又和政府的扶持，和政策的变化也是紧密相连的，我们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冯仑先生，他的企业观和政府观是什么样的关系。

冯仑：民营企业跟政府打交道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。倪润峰讲过六个字，“离不开靠不住”，他下台之后讲的。离不开，但是也靠不住，这是他讲的一个观点。

冯仑：我最初在1991年创办民营企业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就研究这件事情也很头疼，我们当时不懂MBA，看了很多江湖故事，我们又总结了一条，靠山就是火山，所以万通从一开始就说，我们的爹不行，我们自己行，给我们的儿子当一个好爹，所以我们尽量回避跟政府的暧昧关系，我们当时不是讲政府靠不住，而是怕自己没有能耐，最后惹事，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。

冯仑：再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发现，事实上在中国民营企业跟政府的关系，在1949年以前和之后各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，然后可以供大家参考。我讲两个故事。